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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其仁:重建中国式商道

被阅览数: 10928 次 来源: EDP资讯 ,  2009-04 [打印]
 

 

  金融危机当下,中国是继续做世界商业链条上的一环,还是在融入世界生产线的同时,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链条 
 
 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,经济衰退会令资源重新分配,流向“有想法的企业”,为企业提供巨大的战略发展机会。事实上,经济萧条时期,也正是一个国家内省的时候,反省错误,寻找机会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教授就认为,此次金融危机,让中国自身最严重的危机浮出水面,那就是没有自己的商业系统。 
 
 
温州一瞥 
 
  金融危机冲击下,中国的出口最先受到影响,长三角、珠三角大量的出口代工企业倒闭,数千万工人失业。 
 
  2008年,周其仁在温州实地调研,接触了很多做出口的企业。企业普遍反映,从2008年初开始,就接不到订单了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人、原料闲置着。面对市场的突变,企业无能为力,不知如何应对,只能干着急,他们不知道客户在哪里,也不知道怎么去找。 
 
  周其仁和温州红蜻蜓鞋业的董事长钱金波谈到了这个问题。红蜻蜓原本主打国内市场,2001年左右完成了转型,主要做外国品牌的代工。红蜻蜓式的转型在温州比较普遍。之前,温州老板都是主打国内市场,采用后厂前店的模式,这是温州商人发家之根本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国际大品牌长驱直入,他们拿着大额订单主动找过来,寻找代工企业,他们要求代工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停下来,按照他们的要求、他们的设计做他们的产品。钱金波说,做代工的毛利率虽低,可是利润总量很大。对企业来说,做代工不费劲。很多时候,交易双方甚至不用见面,只要几个电话,几个传真,就可以开工,货款两清。 
 
  久而久之,温州商人们逐渐放弃了后厂前店的老路,靠订单生存,日子过得不错,做起来也轻松。但当危机来临时,他们除了等,就是不知所措。 
 
  在分析中国出口企业的问题时,许多经济学家认为,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太低,没有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,没有自主品牌,导致利益厚的部分掌握在欧美人手里,中国尽做苦差事,应该提倡中国企业自主创新。而周其仁认为,商业网络才是战略资源,开辟商路才是战略能力,才是真正的创新。在他看来,中国很多企业已经被拴在了国际商业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上,除了少数几家中国公司努力去开拓自己的网络,多数都是借用已经形成的网络。中国企业中,大概就联想、海尔、TCL在开辟商路,“无论结果如何,他们起码试图在国际上开拓商路”。 
 
  “做世界流水线上的一环,远远比自己搭建一条流水线容易。但此次金融危机应该让中国人明白,没有自己的商业网络是多么的可怕。”周其仁说:事实上,金本位货币时代结束之后,在纸币时代,世界经济就不停地大起大落,每一次的经济萧条都是通货膨胀引起的,而经济萧条时期,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采取救市措施,就埋下了下一轮通货膨胀的祸根,循环往复。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,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个循环之中。这是中国的不可控变量。中国的可控变量是,中国是做世界商业链条上的一环,还是在融入世界生产线的同时,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链条?

眼下,中国自有的商业链条就将消失不见。 
 
 
中国商人开拓商路的能力在退化 
 
  周其仁说: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,外向依存度居然高达百分之六七十,这是极度不正常的。“全世界都说,中国有世界上潜能最大的市场。可是这个市场是断壁残垣。改革开放三十年,中国的商业环境有很大的进步,但与国际市场仍有很大的差距。做代工依托现成的国际市场,中国商人拿到订单,只负责生产,香港商人有全球分销系统,有金融服务支持,产品很容易就卖出去了,而且,香港商人可以截取相当高的利润。中国人牺牲了环境、牺牲了资源,把价廉物美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出去,中国融入了世界市场。但是中国人既没有获得高利润,也丧失了开拓商路的能力。” 
 
  周其仁认为:中国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美国人,对中国自己却是利弊各半。2008年,全球通货膨胀达到顶峰的时候,股市、楼市暴涨,石油140美元/桶,但是美国的CPI没超过5%,因为美国有大量的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产品,物价不可能抬高。然后,中国人用血汗赚来的每1块美元进入中国,就会有8块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,国内市场流通性很容易过剩。这些钱就变成一个分分秒秒都承受巨大风险的投资压力。整体而言,目前,这个圈是已经走到了发展的瓶颈期。 
 
  钱金波还对周其仁讲了一段话: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一个温州商人20多岁创业;30多岁,开始经营前店后厂的营销系统、代销店,小有成就;40岁的时候,他变成一个外销商、生产商、OEM代工商;八年以后,国际市场收缩了,订单没有了,他已经快满50岁了,还能重新做回前店后厂吗?“现在的情况是,很多人已经干不动了。” 
 
  中国企业家开拓国内市场的能力在退化。现在,国际公司正在努力开拓中国市场。周其仁有一次去贵州,发现在贵州普通的小城市,仅有的几家4S店都是欧美品牌,4S店可能是中国人承包的,但很少有中国人去开发商业系统。当然,也有人把国内市场开发得很好,比如房地产企业。 
 
 
要重建中国的商业系统 
 
  很多出口企业也试图转战国内市场,但是,转得并不轻松,甚至苦不堪言。“干吗见人要作揖,要送礼?”这些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了。 
 
  在国内做生意比做国际代工难得多,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要高得多。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就说,在远大,6个国际业务员做成的业务量等于220个国内业务员做的业务量。所以,很多商人宁愿做毛利低的出口生意。

周其仁说,究其根本,是中国体制的问题。举例而言,现在金融危机了,“家电下乡”,政府才给家电企业减税。很多人说,政府在补贴家电给农民,事实并非如此。为什么出口才能退税,为什么内销就不退税呢?为什么下乡可以退税,在城市就不能退税?这是税收制度上对国内市场的歧视。其次,中国政府的服务比国外差得远,在行政审批、金融支持等方面都做得不够。第三,国内做生意太复杂,要喝酒、拉关系。做出口商人没有什么喝酒的,人都没见过,发传真就可以做。中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,要让做国内的生意与做出口生意一样容易,中国就进了一大步。 
 
  周其仁说,这次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不调整是不可能的,在人才结构上都可能要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,会有一批“敢打”的人出来,“像过去那样,光会数钱的不行。”“中国这个时代真正要解决的问题,就是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商业系统。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,商务、商道、商业系统,有了商业系统,才能把我们的人力资源转成商品、转成产品,倒过来转成就业、转成税收。形成商业系统之后,中国经济就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,而是技术的改变,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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